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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驴”、“妈虫”说: 我们也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摘要：对于将结婚和生育看成一种选择的人，我真想大声恭喜她们获得了选择的权利。但也请不要把你们的权利当成优越感，更不要用这种优越感去攻击那些没什么选择的人。即便因为没什么选择而进入婚姻的女人，也并非是为婚姻做牛做马甘受剥削的单面纸片人。
*作者利益相关: 已婚已育，女权主义者。
本文插画来源于网络，作者：Libby VanderPloeg
但我们还是不能妄加揣测，不能以一个简单粗暴的“孩子跟谁姓”的标准去判断、指责一个人是女权的还是男权的。这既没有对姐妹的基本尊重，也无视了女性在婚育中的选择权。新生儿因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其姓氏是来自亲人的。孩子究竟跟谁姓、怎样体现性别平等，取决于双方是不是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而不是要插手别人协商的结果。冠母姓不也是从“父”吗?
我有一个小姐妹是非常“强悍”的女权主义者，她因为忍受不了婆婆的情感绑架而以大段文字说明后删掉婆婆微信，不去婆家过年、不与公婆同住，在各种重大事项中也都与丈夫充分协商，平等分担责任。她在男权的社会中争取这些平等的权利，在我心中是个实打实的坚忍不拔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和丈夫选择给孩子随父姓。一来，孩子的姓氏是综合考量父母异地、协同养育等因素的结果，是一个父母双方共同参与做决定的过程。二来，她也曾考虑给小孩冠母性，但这样不就是给了娃外公的姓氏吗?娃还是得到一个男人的姓氏。说到底，法律上没有“冠姓权”这个词汇；争夺“冠姓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男权恶臭的行为，是两个性别(有时是同一性别)的人在争夺对孩子的占有。孩子自己想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想怎么改名字，反倒没人关注了，但这却是民法通则第99条明确规定的姓名权。要给十岁以上的娃改名就要征求孩子同意。孩子年满十八岁后更是完全享有使用、修改自己姓名的权利。在强求别人给孩子随母性的同时，你又尊重过孩子作为主体的权利吗?
简单粗暴的“女权主义”允许女人作为主体存在吗?
我在papi酱这件事中还学到了奇怪的知识，即我们这些已婚妇女都是“婚驴”，生了娃的还是“妈虫”。按照他们的脑回路，既然婚姻是父权的，是吃人的，是剥削女性的，那就根本不要进入婚姻就好啦；既然生育是伤害女性的，是传承父权体系的，那就根本不要生小孩啦。那按照这样的思路，大家也不要做异性恋啊，异性恋难道不父权、不剥削、不是父权制传承的基础?
事实上，认为女人只有脱离男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观点曾经确实很有市场，甚至在1960年代欧美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形成一股强劲潮流。提出这种观点的拉拉们在异性恋霸权的男权社会中，因其同性恋和女性的身份受到双重边缘化。而做拉拉就是最直接的实践女权主义、反击男性特权和异性恋霸权的方法。有些人提出做拉拉不是要真的改变性取向，而是做政治上的拉拉，把男人从自己的床上和思想中都清除出去。当时还出现了不少不允许接近男人，甚至不准接近异性恋妇女的团体，他们通过反对进入异性婚姻制度试图击碎“男性霸权的基石”。然而强行阻拦自己进入异性恋关系，不就连自己的情欲都无法正视吗？用一把简单粗暴的“女权主义”金剪刀来裁剪自己和她人，那么女人作为主体还存在吗?今天，攻击已婚女性的人，只不过是换了一把剪刀来裁剪女人而已。60年前，那把剪刀是成为拉拉；60年后，这把剪刀是不婚不育。对于将结婚和生育看成一种选择的人，我真想大声恭喜她们获得了选择的权利。但也请不要把你们的权利当成优越感，更不要用这种优越感去攻击那些没什么选择的人。即便因为没什么选择而进入婚姻的女人，也并非是为婚姻做牛做马甘受剥削的单面纸片人。她们在层峦叠嶂的父权统治中所展现的智慧和施展的能力，远非基于理论的单薄想象所能及。
“婚驴”、“妈虫”不也在持续与父权战斗吗?
小美(化名)是深圳的700万外来女工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十年前她选择结婚，是已经厌倦了每次回老家都被安排相亲。她不想被人说自己只会听从别人安排，不想做个没有主见的人，于是和深圳恋爱的男友结婚，就此堵住了催婚人的嘴。我也曾浅薄地跟她提起，既然对当时的男友也不满意，可以选择不结婚啊。她说，那是十多年前，十多年前的农村有几个人能接受不结婚的?在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拖到二十好几不结婚已经用尽了一个外出年轻姑娘的所有力气，她尽力了。
难道我们要说，你还有力气，快爬起来拒绝婚姻，被爹妈禁锢了打死了也没关系?难道我们要说，你不反抗，活该被欺负?这跟埋怨被侵害的女性走夜路、穿裙子、跑得不够快有什么区别？结婚成为小美反抗催婚的结束，也成为了下一阶段反抗的起点。老公老家和自己家的 习俗完全不同却被要求服从、丧偶式育儿、老公用暴力解决问题——小美遇到的情况，正是中国女性普遍遭遇的父权婚姻。按照微博上一些人的说法，她是“婚驴”无疑了。但她不是那个努力学习夫家习俗取悦夫家的人，不是那个自己带娃默默掉泪的母亲， 也不是挨了棍棒默不作声的妻子。她大声吵架，婆婆说她不好惹；她细心经营与孩子 的关系，收获彼此信任的亲子关系；她带娃时丈夫不给生活费，她不带娃了也学丈夫，逼着他给娃寄生活费；她挨了打，奉行的原则是“平等”——你打了我那我也要打回来。她把自己的婚姻称为“空壳婚姻”，她选择和丈夫长期分居，活得比一些未婚女性、中产女性，还要自由。你敢叫她“婚驴”?还有那些我默默想着的在深圳打工的已婚姐妹们。小凡，从18岁相亲到25岁，对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来一个拒绝一个。晓丽，孕期照b超后告诉夫家看不到性别，保住了女儿的命。小悠，丈夫让她在家带小孩，她就坚决去工厂上班，从不放弃加班，迫使家人必须分担育儿责任。在每一个人具体的情境中，她们做了太多努力，她们的抗争从没有过终点，也不需要按照别人划定的方式和路线前行。仅就已婚妇女在婚姻中的反抗来说，我想告诉骂我们的人：我很骄傲，很多姐妹们在你根本就不敢进入的领域，或多或少保持着女权主义者的觉悟，并且一路战斗到今天。
性别平等只能这样争取吗?
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婚姻和父权制，无疑也忽略了对其物质基础和政治环境的分析，从而丧失了对国家合谋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核心批判，以及对女性反抗的全面认识。“父权制”(Patriarchy)这个词是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米列特在1971年提出的，意思是，男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一整套意识形态来控制女性，让女性习惯性地在心理上依赖男性、在行为上顺从男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哈特曼进一步指出，父权制并不只是心理的，还有相应的物质基础，最典型的是“男主外女主内”，即通过将女性限制在再生产领域，限制在以异性恋为基础的婚姻，男性占据了各种优势资源、控制了社会经济，并控制了女性的生活、身体和性。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遗产和资本主义的贪婪在某种程度上使女性获得了离开家 庭的部分自由，超过70%的女性能够参与生产性活动，获得一份能部分自由支配的收入，也给她们开拓了全新的战场。我还记得几年前庆盛制衣厂英勇的女工们，为了守住自己的工作和工厂，阻止资方非法搬迁，她们日日夜夜在车间里打地铺睡觉，后来更集体到广州要求落实自己作为工人的合法权益。广州番禺珠宝厂的姐姐们，也曾为了补缴社保享受生活保障，杠完工厂杠社保局。我也曾看到一个女工大姐的图片，她背着孙辈婴儿去社保局举牌。女人所处的抗争情境和抗争对象无疑是复杂的：作为曾经的年轻女工，她为工厂为资本付出了青春和劳动，却没有得到应得的社会保险；作为公民，社保部门没有履行监督工厂、保障公民权益的职责；作为社会中的女人，她必须比男性更早退休；作为家庭中的女人，子女像她年轻时一样忙于外出劳作，她就得承担起隔代育儿的照顾职责。面对繁复的压迫，她选择反抗工厂，反抗政府部门，而面对父权的压迫她或许犹豫了，或许也在其中艰难周旋，只是因为发生在私领域而不为人所知罢了。朋友讲述的另一个女工的故事或许能补上私领域那一面发生了什么。她在街头抗争中备受家人指责，丈夫说她出风头、太刚强、不像女人，却在她争取到合法权益后非常敬佩她，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提升了，在生产领域的抗争使她获得了家庭中的尊重。
谁说性别平等只能在家庭中争取，谁说平等只能以指定的方式争取?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状要彻底改变父权制，同时还要面对资本主义和威权，可是怎么做才能实现，并不存在标准的唯一正确的答案。现实中的我们，已经一次次地重新出发，在父权、资本主义和威权浸透的地方，以英勇而有智慧的行动，为自己，也为下一代女性，争取着再多一丝一毫的自由与平等。而那些在多重压迫下暂时无法动弹的女性，甚至有机会反抗却一时否认受压迫经验、陷入假平等陷阱中的女性，也值得用一点耐心和姐妹情谊去沟通。我写这些话，不是为了要用大道理加小故事来压反婚反育的姐妹们一头。我很感激她们再次给我这个已婚已育妇女提了个醒，提醒我进入了婚姻就必须更加时刻保持女权主义的反思和实践。女性之间向来有分化，因阶级、种族、年龄而产生的区隔已经太多。男权社会向来擅长利用这些来分化我们，但他们在对付要求平等的女人这一点上，却从不割席。虽然在婚育方面的分歧让大家暂时分散在不同的战场，我们还是应该看见自身的局限和勇气，也看见通往自由平等的成百上千种可能。不要忘记互相关照、姐妹情谊，要团结在一起。隔空勉励自由一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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